能指 意指 所指

索 緒爾認為每一個語言符號包括了由能指與所指兩個部分。能指是符號的物質形式，由聲音-形象兩部分構成。這樣的聲音-形象在社會的約定俗成中被分配與某種概 念發生關係，在使用者之間能夠引發某種概念的聯想。這種概念就是所指。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是自由選擇的，對於使用它的語言社會來說，又是強制的。

語 言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變的。把語言結構拆分成兩個部分思考，首先給我們的啟發是作為能指—聲音、形象部分與所指是不同的。那麼，誰最初 規定了這種對應關係？其二，既然一開始的對應就是約定俗成的，那麼，改變關係是可能的了？誰又有權力改變呢？索緒爾的結論是個人無法改變，改變是在集體約 定的基礎上發生的。這個結論勢必吸引我們對語言的成規如何形成，個人如何在成規下進行語言實踐產生濃厚興趣。

意指是研究能指/所指的關係模式。也是以整體的方式看待能指與所指。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模式主要有3個層次。

A 直接意指（Denotation）

能 指同時既是意義又是形式。在形式方面它是空洞的，在意義方面它又是充實的。因為空洞，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有偶然性，是約定俗成的。所謂充實，是說它提供一種 閱讀方式和感覺方面的現實。當我們識字的時候，它在我們的認識中一直是充實的。因為在我們認識它之前，所指已經把意義延置到能指上。或者說外延的關係已經 確立。如照片，通過把所指的外在形象延置到相紙上，這張照片與被攝者的基本關係確立。在這個層次，能指本身的價值首先是具備足夠的合理性（文字符號中樹具 備的“木本植物的總稱”這一意義也由於集體的約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識、記憶，還有事實、理念、相對秩序等。[8] 而當它成為一個固定形式時，又自我掏空，變得赤貧。從另一個意義來講，赤貧的形式具有了繼續被操縱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發生，重新填滿意義。當最初的意義 大舉後退以後，意指的作用發生在能指與所指構成的第二個層次上，即能指E2 所指C2。

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羅 蘭·巴爾特強調符號構成的一個基本的要點：形式—能指並未完全吞食它的意義，只是使意義貧乏化。在第一個層面上建立的意義在第二個層次失去了一些價值卻保 持著被啟動的生命元素，為接納新的意義做準備。對形式而言，意義總是在歷史的瞬間保留過，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層次上，符號意義的產生是 由其所指移位的無限性所致。即符號能指與所指的第一個關係確定後，以第一層符號外延的意義為基礎，並將另一層意義附加其上，構成另一個所指。這種附加從理 論上講似乎是沒有限制的。

C 主體間的互動

瞭解主體間的互動首先需要瞭解“主體間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徵。如果我們承認某物的存在既非獨立于人類心靈，也非取決於單個心靈或主體（純主觀的），某物的存在有賴於不同心靈的共同特徵， 這個共同特徵就是主體間的。心靈的共同性和共用性隱含著不同心靈和主體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傳播溝通，這便是它們的“主體間性”。一個心靈不僅能夠體驗到其他 心靈的存在，而且包含著與其他心靈溝通的意向。

巴爾特分析使用符號的雙方——指碼者和解碼者之間的“彼此可進入性”，“心靈的共同性和共 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證實。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爾特認為不論編碼者還是解碼者對符號意義的感知 在本質上並不是因人而宜，他們首先是臣屬於一個文化群體，共同的文化背景為他們提供了互相影響的意識。不論是制碼，還是解碼，都可以意識“彼此傳達資訊的 意向”。因為，所有的感知都是針對符號而發的，符號的意義在認識到彼此傳達資訊的意向後，進入解讀過程。解讀就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心靈彼此進入，然後獲得 “共用世界”。

這一類的“共同性和共用性”（有人稱作“意志共通感”）為同一文化群體成員所有，因為這個世界的主體間性“對於許多個體來 說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著主體性”，[9] 使我們對許多符號所代表的意義產生一致的領會。這種“共同性和共用性”既是歷史的積累，也是時勢的產物。它在歷史的進程中，或當下的社會裡，成為同一文化 背景中所有成員共同感受的知識與經驗，這種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約中被認可的。因此，它也是符號能指與所指關係確認的前提，它允許同一群體每個成員認 識的深淺差別和感知的前後。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響群體所有成員的路徑，而文化的成員屬性也由此產生。

當然，我 們還應該看到，共用既是一個獲得意義的過程，因為意義既不是傳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財產，也是一個意義交換的過程。意義不是早已存在於所指之中的，意義 在收聽或觀看的實踐中出現。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員間的符號交流也有許多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歷史的，可以發生變化，有時候變化會在衝突的過程中發生，只 是表面難以察覺罷了。